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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從不負人,只是磨煉我們

加入时间:2018-01-02 16:38:56  来源:本站

2018!吳曉波:時代從不負人,只是磨煉我們

也許有一天,你會對那些念念不忘的過去有新的領悟:還好不是你,陪我到最後。

但是今天,只想跟你說,不管好事還是不好的事,過去的就永遠放下,每時每刻都進入新的征程,這才是偉大人物的風範。

正如吳曉波在跨年晚會上所說的:這個時代從不辜負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

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相遇方式,有一種叫偶遇,在人生的拐角處,突然遇到你;有一種叫奔赴,雖千裏萬裏,你一定要找到那個人;還有一種是等待,我在這片草地上,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現;第四種相遇就是年終秀,此時此刻在靈山·梵宮遇見大家,非常感恩。

 

 

這是我的第三場年終秀。

 

但是今年呢,年終秀有些特殊,因爲我們處在中國改革開放一個特別的時間點上——四十周年。

 

我是一個寫作者,也是跟這個國家一起成長的親曆者。

 

1978年到2018年,這個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她在風雨缥缈之中,每一代人離開她的時候,都心懷不甘和不舍,而下一代人,他們非常感懷自己的前輩,但是他們注定反叛,這就是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進步,也就是我們剛剛度過的改革開放整整四十年。

 

▲2017年12月30日晚,“預見2018”吳曉波年終秀在無錫靈山梵宮舉行


數據裏的四十年

 

接下來我用幾個數據,跟大家回顧一下,我們所有的國民們、兄弟姐妹們幹了一些什麽事。

 

經濟總量1978年,中国經濟總量在全球占到了1.8%,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庞大的但同时极其贫穷,或者说微不足道的落后国家,今天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經濟總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4.8%

 

人均GDP40年前,我們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中排在倒數第七位。今年結束,我們的人均GDP將達到9280美元。也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了。

  

恩格爾系數——我们每个月赚的钱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40年前,我们每赚100元会有60元拿来买大米、綇耐、鸡等等。今天,大概全中国老百姓每个月赚的钱里40%用于食品,60%用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用于更多符合我们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

 

摩天大樓40年前,中国最高的大楼没有超过200米的,所谓的摩天大樓是我们梦中想象的,帝国大厦那些。今天,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樓中有8幢是我們中國的

 

世界500強40年前,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一家都沒有,全部都是國營企業,也沒有世界五百強。今天呢,2017年世界五百強中我們的企業數量已經達到了115家,其中有超過25家是我們的民營企業。

 

中産階層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産階層是一个要被反对、被鄙视的名词。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啥也没有。今天,中国的中産階層人口数量從0增加到2.3亿。这比除了美国以外,任何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奢侈品消費:我們中國的年輕人實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歡的人,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是各位花掉的。而且这批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平均年龄39岁,美国奢侈品消費者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比我们要大15岁。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比我们大5岁,從这个意义上讲,中國起碼是一個比美國年輕10歲的國家

 

汽車1978年,说起来很可怜,中国一年的汽車产销量是10万辆,那时候几乎没有一个私人拥有汽車,如果你当时到一个县里去的话,只有县长和县委书记有一辆车,叫做公车。但是今天呢,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产销国,到2017年年底,中国的汽車产销量将要达到2940万辆。汽車成为了很多中産階層家庭的标配,一个基本的配置。


世界如何評論中國

 

爲了今天的年終秀,我還專門翻了《時代周刊》,給大家看幾張封面。

 

 

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小老頭,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40年前,是他帶領這個國家走出了階級鬥爭,被《時代周刊》定義爲當年的年度人物。

 

第二張是1984年,一個長得很像王寶強的同學,拿著一杯可樂,站在長城上。在1984年,可樂在某些城市、某些媒體上還被認爲是資産階級身份和消費的表征,是資産階級侵入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征物,這位同學拿著一杯可樂站在長城上,標題叫做“中國的新面孔”。

 

1984年中國開始搞城市體制改革,馬路上出現了很多廣告牌,可口可樂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再接著,就看到中國所有城市的圍牆,一堵一堵地消失,越來越多的馬路邊開始出現個體戶,開始出現商販,開始出現民營企業。

 

 

2013年,《時代周刊》出現了一張封面——中國的今天非常危險,就像一個娃娃在吹泡泡一樣,這個泡泡馬上要被吹破了。

 

但是僅僅過了四年,同樣是這本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叫《中國贏了》。因爲他們的總統特朗普要來中國訪問,爲了拿到我們2000億美元的訂單,不得不討好我們一下。

 

你看,通過這一本西方的雜志,我們就會發覺,這個國家的變化並不是一天之間發生的,它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到今天,舉辦我們這場年終秀的時候,改革開放將滿四十周年了。今天在座的所有人、所有家庭,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棟大樓,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你會問,這怎麽發生的呢?怎麽解釋呢?幾乎所有的曆史學家,都看到了這個國家的變化,但是都不知道該怎麽解釋它。

 

這個人叫費正清,他在20多歲博士畢業時就來到了中國。1940年代中期,他寫了一本書叫做《美國與中國》,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把中國和美國對照起來的一本書。1972年尼克松訪華,公文包裏放的唯一一本書就是這本。

 

在这本书中,费正清说,中国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她决定放弃自己国家所有的传统和制度,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不断冲击我们,我们不断作出窂摩。

 

同時,這個東方國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敗,是沒有成爲另外一個西方國家標的物的。在很長時間裏面,這個“冲击—窂摩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即将开展的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去世之前,他又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简史》。在这本书中他說,对不起,我错了。又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他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可能不是一个冲击—窂摩的结果,而是什么呢?是一个自身内在基因变革和内在发展冲动的结果。所以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

 

但是很可惜,他寫完這本書6個月以後就去世了。這個動力源到底是什麽?內在需求到底是什麽?他沒來得及解釋,而那個時候的中國還不像今天這樣發展得讓人恐懼。

 

又過了幾十年,羅納德·科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在他102歲年去世前的最後四年,寫了一本書——《變革中國》。他有三個結論:

 

第一句話,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後人類曆史上最爲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

 

第二句话,中国的經濟總量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当然他说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我将长眠地下,祝福中国。

 

第三句話,雖然中國很成功,她的發展還會得到延續,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沒有辦法用傳統的西方經濟學來解釋。中國改革的成功,是人類行爲的意外後果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戰略家,曾經講過一句話:西方人關于中國的認識,有一半是無法理解的,另外一半理解了,但是對不起,理解錯了。這是一個美國最傑出的戰略頭腦對中國的看法。

 

正是因爲這些聰明的大腦,對中國的發展都有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認知的模糊,所以我們看到,在過去四十年裏,起碼五次——1989年、1998年、2001年、2008年、2013年,西方學者認爲,這個國家就要垮了

 

做出這些預言的人,有的是諾獎得主,有的是全世界最傑出的金融投機家,有的被稱爲“末日博士”,是一個經濟學天才,有的是律師,一次一次的預言中國經濟可能崩潰。但是當我們今天做年終秀的時候,中國經濟還沒有垮。

那麽,問題就來了,中國經濟四十年發展走到今天,它的獨特性到底在什麽地方?我們到底做對了什麽?或者說我們今天走到了怎樣的一個階段?

水大魚大,水好水差?

 

上個禮拜我出了這本新書以後,去北京參加了一場活動,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一場媒體見面會。周其仁老師也來參加我的活動。

 

當時我說我正在寫一本書,關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國經濟史,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十年的話是什麽。周老師一邊吃著快餐一邊跟我說,有一個詞蠻好的,叫“水大魚大”。後來我就拿這個詞做我的書名。

 

 

上个礼拜在北大,他也做了一次演讲,关于我这本新书。演讲中他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设问:中国经济规模发展得很大,过去十年经济发展得也很快,經濟總量增加了2.5倍,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城市化率增加了12%,那麽,這個水和魚——所謂的水就是經濟環境、制度環境,所謂的魚就是企業——到底是個什麽樣的關系?

 

他說,如果說水不好,中國的經濟環境很差,不適合辦企業,那麽115家世界五百強是怎麽來的?今天在座各位是怎麽來到這裏?二三十年前我們在座的地方是一片農田,怎麽變成梵宮的呢?如果水不好的話,怎麽來的大魚呢?在座各位口袋裏的錢哪裏來的?2.3亿的中産階層怎么出现的?没法解释。

 

如果水很好,中國有全世界最好的營商環境,是最適合賺錢的國家,那麽爲什麽那麽多魚死掉呢?我寫過兩本《大敗局》,我認識的很多聰明人都在那兩本《大敗局》裏,中國每年有很多企業非正常死亡,到今天還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們爲什麽會非正常死亡呢?

 

 

今天很多的中國企業家,40年來在這個國家賺了很多錢,但是他們移民了。2016年,美國投資移民簽了800個人,92%是咱們中國人。为什么要移民呢?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国家不安全呢?那种焦虑從哪里来的?周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问号。


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

 

一、制度創新

 

這四十年的變革,是無數宏觀制度、産業制度,不斷被創新,不斷被重新設計的結果。所以制度的變革,一定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源。

 

但是中國改革,爲什麽會有那麽多魚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這個國家最聰明的腦袋,關在房間裏,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從违法开始的。”

 

這句話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從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過頭來你想,中國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業改革。哪一項改革是頂層設計的結果?哪一項改革不是基層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斷突破現有法律的結果?中國的制度創新,先天帶有違法的特點。

 

二、容忍非均衡

 

最近有部電影大家看了沒有?叫《芳華》,講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的一個文工團。如果時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時候你會發覺,這個國家其實也挺其樂融融的,每天敲鑼打鼓,每天喊口號,每天餓肚子,每個人都一樣地窮。

 

1978年以後改變了什麽呢?當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每個人的心都變得很躁動。有的人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學,有的人到南方開始倒賣盒帶,一個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國家徹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經典的話說,這叫什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開始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

 

但是你會問,1978年以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呢?是那些智商最高的?長得最好看的?學曆最高的?是這一撥人嗎?不是的。因爲當年這一撥人在政府裏,在軍隊裏,在高校裏,在國有企業裏,大家都挺安逸的,沒有離開。

 

誰先富起來的?那些長得難看的、不識字的、犯了前科的,那些農民,那些投機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結果,不是在座的人裏面最優秀的先富起來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所以你會發覺,在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個人能不能成爲優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麽家庭沒有關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沒有關系,跟你所在區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系,只有一個關系——欲望,你願不願意富起來,敢不敢爲了致富而冒險。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个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弄翻,国家提出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今天来的朋友如果是從东北、西北来的,你们看到这句话会很生气,但是從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来的,你们就很高兴,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被容忍发展的区域。

 

然後,我們對外企實行了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我們在這個國家畫了很多很多的圈,叫特區、開發區、實驗區、自貿區、自由港,這就是一些被允許富起來的區域。這些區域中的人和企業,獲得了優先發展的機會。

 

三、巨國效應

 

這個詞是我跟經濟學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時兩個人聊起來的。他說中國的發展是什麽原因?是因爲各位的腦袋比歐洲人、美國人、印度人更聰明嗎?我覺得我們比他們更勤奮,但更重要的是什麽?是我們的確處在一個非常巨大的國家之中。

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經用過一個例子。1978年年底,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完以後有一個美國人——柯達膠卷的全球總裁看到《人民日報》以後,飛到香港,站在香港遙望對岸,心潮澎湃:我終于找到一個能發大財的地方了,那裏有10億人口,每一個人買我一個膠卷的話,就是10億膠卷,買兩個就是20億膠卷。

 

別的沒有多,就是人多。

 

所以你看,四十年來我們的發展跟巨國效應有巨大的關系。1978年,這個國家只有不到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裏,今天多少呢?今天將近60%了。1990年,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産階層,今天有2.3亿人了

 

至于中國的互聯網人口,今天中國有2家互聯網公司,一個叫阿裏,一個叫騰訊,交替成爲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是兩個馬老師長得很好看嗎?是他們的智商比身在矽谷、倫敦、巴黎、東京,同時代的這些60後、70後更聰明嗎?好像不是的。

 

隨著互聯網人口的增加,中國一定會出現一個到兩個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無非是創始人可能叫馬雲、叫李雲、叫張雲。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會出現這個人。爲什麽呢?因爲我們有太多的互聯網人口了。你推出了一款網絡遊戲,在別的國家有100萬人玩,在中國可能同時在線8000萬人。

 

所以,人口基數、人口紅利,給很多中國企業造就了巨大的優勢

 

四、技術破壁

 

任何一個後進國家、發展中國家,不斷進步叠代,依靠的是兩種能力。

 

一種是制度變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直到今天還在發生,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家朋友抱怨,說什麽呢?說我們的政策,像個旋轉門,門開了進去以後,轉著轉著我又回來了,又像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有的時候有,有的時候沒有。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可逆,叫做技術變革。各位想想,今天中國很多的産業變革,金融産業變革、通訊産業變革、媒體産業變革,是制度變革帶來的嗎?不是的。所有的牌照,仍然牢牢地抓在有關部門手裏。但是,因爲有技術的革新,使得你的很多牌照變成了一張廢紙。技術破壁,是一種新的不逆的動力。

 

 

所以你回過頭來看,這個四十年來,中國的發展,是一輪接一輪浪潮的結果。

 

1980年代,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是一個全球化背景下産業大轉移的結果。歐美國家隨著他們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能源價格的上漲,白領人口的增加,沒有人願意做工廠,怎麽辦呢?好,把大量的工廠騰挪到亞洲地區。剛好這個時候,中國打開了國門。所以整個80年代,中國是一個進口替代,打開國門迎接全球化的過程。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開始提高,制造業開始出現飽和了,這個時候出現了互聯網經濟。中國趕上産業革命的末班車,同時趕上了互聯網革命的頭班車。

 

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了我们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從去年开始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業産能過剩的背景下,中國又出現了中産崛起和供需錯配。吳曉波頻道在很長時間裏是新媒體領域傳播新中産者、消費升級的一塊重要陣地。我們所呼喚的、所關注的商業模式,都跟這部分有關。

 

同時,瞭望未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技術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等等,而這些革命又跟中國的資本和內需增長,發生著重大的應和。

 

你看,所有的這些變化,好像一個國家、一個人不斷往前走的過程中,老天爺在幫你。所以如果講一句開玩笑的話,1978年以來,如果有個“上帝”的話,他可能是我們中國人。我們真的非常非常幸運,生活在一個好的商業時代

 

所以說,我們經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十年前我在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經寫下這樣一句話: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彙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爲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這就是我們剛剛經曆的四十年。

向他們致敬

 

四十年的中國改革,我們需要向一些人致敬,這些社會階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向哪些人致敬呢?

 

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農民工。今天有一個詞叫鄙視鏈,一個階層一個階層地向下鄙視,可能在衆多階層中農民工處于鄙視鏈的最底端。但是你要讓我致敬的話,我第一個致敬的是農民工,2.3億農民工

 

中國的農民,在改革開放初期,通過聯産承包責任制解決了我們的糧食問題。但是他們要進入城市的時候,發覺這個國家的戶籍制度有各種各樣的限制,然後他們退回去,洗腳上岸創辦了中國的鄉鎮企業。中國城市化以後,他們又以不真實的身份進入城市,付出他們的勞動,今天仍然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

 

今年年初,我曾到上海去參觀一座大樓,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負責人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安徽的農民工,磚瓦工,參與建造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時候,他老家的未婚妻來找他,問他這兩年在上海幹什麽?那個小夥子說,我明天帶你去看一個地方,然後他們就到了浦東陸家嘴。

 

站在馬路對面看著600多米的大樓,那個小夥子對他女朋友說,這個樓是我建的。但是,我沒有錢帶你進這個樓,裏面的東西沒有我買得起的,可是沒關系,在這棟樓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字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浪漫故事,對吧?他就是一個大忽悠。總經理跟我講,上海中心的頂樓,刻了8000人的名字,就是這些農民工的名字。所以,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們的血汗,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這些人。

 

2016年,我們曾經拍過一部電影叫《我的詩篇》,當時得了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紀錄片大獎,去年還曾請過幾位工人詩人來到我們的年終秀現場。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我的朋友,吳曉波頻道的讀者,大家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持過《我的詩篇》的拍攝和播映工作,在這裏謝謝大家。

 

在座各位裏有當老板的嗎?對他們好一點,好嗎?年底到了,千萬不要克扣他們的工資

 

第二個需要致敬的群體,他們站在鄙視鏈的最頂端,但是仍會被我們鄙視——說1個億還是一個小目標——這是我們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叫做企業家。

 

                                                                                                                       ▲中國企業家譜系

 

1978年以前,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今天多少呢?2000万。中国今天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從未发生过的事情,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們在過去幾十年裏,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很多人覺得,這一撥人,血管裏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我接觸過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一開始我也覺得,你們爲什麽要經商,爲什麽要做企業,因爲愛錢。沒有一個企業家說我不愛錢的。

 

但是你可以發現,這些熱愛金錢的人,把企業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都跟日常消費沒有關系了。他們在相當的意義上承擔著社會責任,解決了幾十人、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的就業,這些就業者的背後就是幾十萬的家庭

 

這些不確定的冒險,改變了中國一個個産業,一座座城市的面貌。所以這些人的出現,以及容忍這些人出現的制度環境,是我們第二個需要致敬的。

 

第三個需要致敬的群體,大家看到可能覺得很奇怪,是我們的地方幹部。

 

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實挺郁悶的,甚至很多關于中國改革史的文章說,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是什麽呢?是人民崛起的結果。在人民崛起的過程中,有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他們是誰呢?就是我們的地方幹部。

 

一開始我也是這麽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這部分人,同樣是需要我們致敬的。

 

有一個詞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這個詞是我們的一位老前輩張五常在他的《中國經濟制度》書中第一次提出來的。他說你到歐美國家去,只要是有點知名度的人,一個地方的市長、州長都能夠接待你,花半個小時聊一聊。而中國的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忙得跟狗一樣。

 

 

所有的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就是董事長。所有的縣長、市長,就是總經理,他們跟我們做企業一樣,背著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利润率、净利润,他们有GDP、财政收入。所以张老师说中国的情况是,每一个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一样来经营,所以他说时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大家看到這個很瘦的老頭子叫謝高華,他曾經在浙江中部的一個縣——義烏當過縣委書記。今天的義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但你在中國地圖上看,要找一個地方能夠成爲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打死都不會想到義烏,那個地方交通不好,旁邊也沒有什麽産業基礎,就是金華中部一個特別小的縣城。爲什麽它今天能成爲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

 

沒有什麽道理,1980年代初,就是這個小老頭,在全中國所有的縣裏面第一個允許老百姓在馬路邊擺攤賣東西。然後下雨、下雪,擺攤的老百姓很可憐,怎麽辦?搭一個棚吧。這個棚搭起來,就是中國的第一個小商品交易市場。

 

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謝高華。所以有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有趣,到中國的一個縣、一個市裏去,你問他們市長是誰啊,有很多人不知道現在的市長是誰,但是會記起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某一個人的名字

 

就是這些人,決定性地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經濟面貌。他們手上有比歐美國家市長、州長大得多的權力,但是同時他們的創新、他們的努力也需要比歐美的市長、州長承擔更大的責任

 

對謝高華來講,允許農民在馬路邊擺攤這件事本身就是違法的,他是需要拎著烏紗帽去幹這些事情的。所以我們要致敬這些拿著自己的前途去賭博的地方幹部改革者。

 

第四個需要致敬的群體,是很多今天來到現場的朋友們,包括很多收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們,他們的名字叫做創業者。

 

如今中國每一天有多少個企業創業?一百個、一千個?是一萬個,中國每天有一萬家企業創業,今年誕生了360萬家的新注冊的企業。但是很遺憾,它們中的95%會在18個月內死掉。所以中國是一個非常多年輕人創業的國家,同時也是創業失敗率非常高的國家。

 

我在講課的時候,常常有人質疑我這件事情,說吳老師這個東西是不道德的,那麽多人創業那麽多家死掉,消耗了那麽多的資源。

 

于是我問他們,你看這些創業者中,有哪些人因爲創業自殺了嗎?每年中國有很多人自殺,因爲失戀、抑郁、欠債自殺,有因爲創業而自殺的嗎?沒有。所以這些人,都是拿著自己的生命,拿著自己的時間,在創業過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這一部分人,也是我們需要致敬的人。


結語

 

四十年來,這個國家的經濟面貌不斷改革,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甚至,每一個企業在這個國家能夠存在的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背後,會有很多的苦難、很多的焦慮、很多的寂寞,需要無數的付出

 

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了,我記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的時候,進入工作崗位,很多前輩比我大十來歲,他們是誰呢?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高考的大學畢業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這一撥人。

 

如今我經常會接到一類電話,說曉波你來看看我,幹嘛?我要退休了。我當年認識的很多老大哥,在這兩年都要退休了。我簡單算了一下,差不多,78年以後,四十年,他們當年二十來歲,所以這一波人經曆了整個改革開放的時期。

 

 

再過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會退休,然後80後、90後、00後會不斷地崛起。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跟這個時代有什麽關系?我有沒有辜負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有沒有辜負我?

 

在《激蕩十年,水大魚大》這本書中我寫了這句話:这个时代從不辜负人,它只是磨煉我們,磨炼每一个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有人歎息青春散場,曆史已經結束了,要寫回憶錄了。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開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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